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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凱死後,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日本為何高喊中日親善?
本文摘自《北靜電機保養洋裂變》,張鳴 著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，2010.5
一戰以來，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，認為一戰是日本鯨吞中國天賜良機的日本，在袁世凱死後，突然變瞭調子，高唱起日中親善來，而且朝野上下，都急於表示對中國的友好。
個中原由，從表明上看，是日本內閣換人，大隈換成瞭寺內。但更深層的原因，是大隈內閣想借一戰之機，把中國一口吞下的野心，碰到瞭很大的阻力，嘴張開瞭，卻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，上不上，下不下。中國反彈強烈，西方也對日本的趁火打劫，心懷不滿。結果呢，日本的元老們，不高興瞭，於是大隈重信，隻好走人。按日本學者井上清的說法，由於大隈過於強硬的對華政策，二十一條簽訂後，日美關系惡化，日英關系也出現瞭陰影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種政策激起瞭中國人的強烈反彈，連親日派都不大親日瞭。結果，這些元老們，尤其是山縣有朋對大隈表示不滿。其實，在日本知識界，大隈名聲一直就不佳。哲學傢中江兆民叫他“投機商”，人們提到大隈，往往稱之為“肥後之俗物” [ 肥後是大隈的故鄉 ] 。因此，大隈下臺，得到政友會和國民黨兩黨支持的軍人寺內上臺組閣，一改過去對中國中央政府壓迫的策略，尋找合適的對象，加以扶植。因此，他們選擇瞭段祺瑞。扶植段祺瑞的具體政策的實施，就是借給瞭段政府大量的金錢，讓段的北京政府硬起來。同時供給日制的武器，支持段祺瑞編練一支“中央軍”。
段祺瑞
其實，在當時的日本政界，大隈還算是一個有理論的政客。他曾經是著名的“支那保全論”的提倡者，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明治以來堅定的西化論者。在他看來，在東方，唯有日本才是“西方文明的介紹者”，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瞭西方文明，因此就成瞭東方唯一的代表者，屬於能在現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東方國傢。基於此，日本學者認為，正因為這樣的思想背景，大隈最終走向瞭把對華二十一條強加給中國的道路。顯然，從所謂的“支那保全論”到趁一戰之機獨吞中國，帶有很強的投機色彩。這樣的投機，在當時的日本朝野，雖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彈。但這種投機的具體操作，效果卻相當不好。
雖然自甲午之後，日本的國勢蒸蒸日上，但想要在一戰之際，趁歐洲列強忙於戰事，一口吞下中國，依然屬於蛇吞象的妄想。因為，對於日本這個小國來說，中國實在太大，以日本當時的國力，吞下中國，還是力不從心。況且，地球是圓的，歐美列強，雖然陷於戰爭，但不等於從這個地球上消失瞭，無論如何，歐美不可能允許日本獨吞中國。唯一的機會是，利用各種機會，制造中國的內亂，趁亂下嘴，使得中國分裂。然後，再一塊塊吞下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日本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，獲取利益並非主要目的，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國變成朝鮮。否則，最為露骨的第五號條款，不會是所謂的建議條款。但是，這種不要求中國政府落實的條款，卻堂而皇之地提出來，最主要的目的，是要借此制造混亂，隻要袁世凱政府答應瞭其他條款，在輿論看來，就等於答應瞭所有的條款。因為是秘密談判，袁世凱政府也無法很好地澄清。因此，這一招一出，就會使在日本人看來有強人面目的袁世凱政權，喪失合法性，統治不下去，產生內亂。
當然，內亂真的還是出現瞭。隻是，內亂沒有日本預料，在二十一條簽訂之時發生，而是在洪憲帝制之際出現瞭。因為袁世凱非常錯誤地判斷瞭形勢，他和他的策士如楊度之流，誤以為稱帝可以再樹權威，重建合法性，結果是反而給瞭反對者以對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適的借口——反倒退，這個借口，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來來源於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性，使得袁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喪失，最終導致袁世凱的垮臺。而居心叵測的日本人，在洪憲帝制的醞釀期間，扮演瞭十分可疑的角色，先是暗示帝制可為，然後又隨著西方列強，抵制袁世凱的帝制。在洪憲帝制期間，中國如日本所願，再次陷於動蕩，在動蕩中，成心搗亂的日本人則花瞭大量的精力和資財，資助袁世凱的敵人，從革命黨到宗社黨，日本人一律給錢給槍，提供顧問，唯恐天下不亂。日本軍官，在旅順、大連為蒙古叛亂武裝巴佈紮佈訓練士兵。各地的日本浪人，也有組織地到處尋釁鬧事，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龜三的話來說，就是“猖狂已極”。可以說，這一切，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條以來的一系列“組合拳”。
袁世凱
然而，袁世凱死後，中國並沒有如日本所願，陷入內戰無從自拔，反而各方很快達成妥協，在恢復臨時約法的前提下，重建共和，大體恢復瞭秩序。事實上，隻要中國沒有陷入大的混亂，以當時日本的國力，依舊是不大可能一口將中國吞下的。日本人急於求成，四下點火挑釁的行為，卻激起中國人普遍的惡感和敵視，民間對日本人惡感陡然增加。這使得日本自參加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以來表現出來的“善意”，蕩然無存。但比較起來，社會的上層，包括政界人士，對日本的惡感更甚，連中國著名的親日派人物，都對日本表現出敵意和警惕。據西原自己後來回憶，他第一次見曹汝霖的時候，一向親日的曹對日本的做法很不滿。更重要的是，盡管西方列強忙於歐戰，無暇東顧，但是，西方世界顯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國，那就意味著在東方出現瞭一個龐然大物，整個東方，幾乎都變成瞭日本的囊中之物，這絕對不是西方所樂意見到的。因為這就等於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的巨無霸，一直以來的世界均勢就完全被破壞瞭。所以，自二十一條事件之後，日本和西方，尤其是和美國的關系驟然緊張，英法輿論也對日本相當不滿。
一時間，日本的對華政策，陷於兩難，一口吞不下，卡在喉嚨裡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很是難受。而且隨著歐洲的逐漸明朗化，戰事接近尾聲，這種四面楚歌的局面，對於日本相當不利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連當時在華的日本人，意見都出現瞭嚴重分歧，一種主張懷柔，“宋襄之仁”，一種則為“強橫蠻幹”，幹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拿下中國算瞭。而在日本的政界，對華政策的僵局，演變成政潮，大隈內閣的屁股開始有點坐不穩瞭，日本政壇勢力很大的政友會元老，越來越對大隈看不順眼。看準這個機會，當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，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龜三，來到中國收集大隈內閣的“黑材料”，寫成革命騷亂實情調查書，回國在議員聚會的場所演講，引起“大騷動”，然後各派議員決定到中國實地調查，向元老和宮廷報告。
自甲午戰爭以來，中日成瞭密切相關的一對冤傢，日本感冒，中國發燒，反之亦然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日本朝野視之為“天佑”之機，當然很想借此時機一口將中國吞下，但是，對於日本來說，中國實在是太大瞭，如果貿然開戰，武力征服，誰也難以預後，不敢開戰，卻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，咄咄逼人，不僅徒增中國人的敵意，順帶導致日本與英美之間出現裂痕，而且裂痕越來越大。英美，尤其是美國，對日本的野心也越來越警惕。所以，日本人在歐戰期間固然可以小動作不斷，但是一旦動作太大，等到歐戰結束，西方列強可以騰出手來的時候，日本的處境，將十分不利。中國問題處理不好，即便沒有趁火打劫的寺內正毅等人，大隈內閣也做不下去。換人，勢必改變政策。按日本人思維習慣，剛的一手碰到阻礙，勢必轉到柔的一面來，因此，比起此前的劍拔弩張、咄咄逼人來，改變瞭的政策有瞭一點懷柔的味道，而這味道的體現者，主要是一個人，他就是西原龜三，懷柔政策的具體內容，就是西原借款。
西原龜三是個生意人，一個精明的生意人。在寺內正毅任朝鮮總督期間，勝田主計和他搭檔主政朝鮮銀行，而西原在朝鮮經營紡紗業，當時朝鮮銀行陷入困局，在西原的幫助下，得以解困，並且有瞭很大的發展。由此，西原跟寺內和勝田結交。後來，在寺內和勝田聯袂組閣，在勝田擔任藏相 [ 即財政部長 ] 的大藏省，西原沒有任何名分，但卻可以隨意出入，指揮秘書，呼來喝去，宛若主人，很有點類似於徐樹錚跟段祺瑞的關系，可見其受信任之深。西原出身貧寒，但十分勤勉，而且簡樸，發跡之後，傢眷依然留在鄉下，自己單個一人在東京租住一個小公寓，生活簡樸到瞭極點。為人據說也十分清廉，掌管如此大的金錢往來，跟貪腐成性的中國權要打瞭那麼多次交道，一點好處沒有拿過。人傢送他古董香爐，也推說自己房子小，沒有地方放而卻而不納。但是，西原跟許多日本能人一樣，主意特別正，特別固執，隻要自己認為對的事，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到底。西原借款，就是這樣一件在他看來一定要堅持做的事。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如果沒有西原，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，會走向何方，真有點說不清。恰是這個在野人士，給這個改變定瞭調。這個改變，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，屬於介於“宋襄之仁”和“強橫蠻幹”之間的中道。改變大隈政府支持中國合法中央政府的敵對方、專門搗亂、激化內亂的策略，選擇支持中國中央政府。扶植這個政府中的親日勢力，以懷柔政策，軟的一手，實現日本想要從中國得到的一切。而這種政策的改變，主要體現在一系列的借款上。這種以借款為標志的懷柔政策，其背後隱藏著非常險惡的用心。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，借款是要為中日關系打下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。即通過大量的日元借款，註入中國的國傢銀行諸如交通銀行，通過幫助中國整頓金融，改革幣制，逐步實現“日中貨幣混合”，甚至最終“以保護資金為名”，實現日軍派憲兵駐守中國國傢銀行，即不僅在資金上，而且通過軍事控制，從根本上掌握中國的金融，進而控制整個中國國傢的命脈。
西原借款，據他自己統計，一共有8項，即交通銀行借款兩次，一次500萬日元，一次2000萬日元；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；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；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；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；山東濟順、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；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。合計14500萬日元。當時日元跟中國貨幣的比價，1日元等於1銀元，折合銀兩，則1兩等於1.5日元。在寺內內閣期間，日本對華借款500萬以上一筆的借款，累計達21000萬多，而西原經手的，占一半以上。除瞭西原自己開列的這些項目之外，寺內政府對華最大額的借款，就是跟參戰借款相關的軍械借款，計32081548日元。甚至可以這樣說，寺內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，以及各項政策的具體指向，大體上都可以在這些借款上體現出來。
雖然說，在西原的參與策劃下，日本寺內政府對華策略，從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強橫，呈現出懷柔的一面，但是，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大隈內閣已經拿到的東西，或者說，他們的目的，隻是要使“拿”的這個過程，顯得動作柔和一些，不太像明火執仗的硬搶。這種柔和的“拿”，被掩飾在大筆的日元後面，讓當權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。
客觀地說，西原借款，比起此前中國跟西方 [ 包括日本 ] 的那種高利貸式的所謂借款，條件不可謂不優厚，經手人曹汝霖說，跟袁世凱時代的善後大借款相比，高達數億日元的西原借款，數目也不算小瞭，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國命脈的鹽稅，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，則是電線、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，“等於空頭支票，一無用處，至今分文未還”，以至於“變成瞭一筆大濫賬。日本政府不得已乃發行債劵歸還銀行以為救濟”，導致政策執行者，後來在日本國內被罵得臭死。一直研究中日關系的老報人王蕓生也認為，西原借款“利息低，無回扣，無切實抵押，誠借款條件之優者矣”。雖然對中國來說，是“以投資手段使中國殖民化。然自另一種意義言，亦可謂彼等之賣國。蓋以二億巨資，一無切實之抵押，二無高息回扣，結果強半流為無著落之濫債，無怪寺內、勝田諸人受其國人之攻擊也”。
事實上，借款的抵押，連北京政府毫無信譽的國庫券都算上瞭，實在是濫無可濫。不過，嚴格地說，跟此前的外國借款比，西原借款利息其實並不低，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，隻是借款時規定，借款的款項可以放在日本銀行，由銀行支付5厘的利息，一來一去，實際的利息就低瞭。可是段政府用錢孔急，根本沒有存放的可能，所以這項優惠等於沒有。相比較起來，此前的借款，雖然有高至1分3厘的，而且按月支付利息 [ 左宗棠西征借款 ] ，但也有比較低的，比如甲午戰後，清政府跟四國銀行的借款，就4厘。唯一的區別，就是這樣的借款都有巨額的回扣，借款實付打折，四國銀行貸款，就按94.125折扣付款，而且抵押物一點都不能含糊。清朝最後一年，清廷郵傳部跟日本1000萬日元的借款，雖然是5厘利息，但95折支付，而且還要加付2.5‰的傭金。所以，所謂西原借款的優惠，主要體現在不要回扣、十足支付和沒有切實抵押上。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證明，當時中國的外債，無確實擔保的借款，以日本最多。
因此，從純粹的經濟賬上看，日本的借款是虧瞭。但不管結果如何，西原借款的日方操辦者們，即使賣國也絕對沒有人想賣日本的，他們大方的借款，背後還是有所圖的。實際上他們算的是獲利更大的政治賬，隻是由於後來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，寺內、勝田和西原他們的如意算盤，沒能實現而已。
細數西原借款，我們會發現，其中的交通銀行借款，屬於穩定中國政府的金融體系，扶植以曹汝霖 [ 時任交通總長 ] 為代表的親日派。關於東北的幾項借款，無非是借以鞏固和擴張他們在東北的勢力。山東濟順、徐高鐵路借款，目的是把他們在膠濟鐵路的勢力，延伸到京漢線和京浦線。而參戰和軍械借款 [ 其中的電信借款，據西原後來講，也是軍事借款，用於幫助段祺瑞政府編練嫡系武力的 ] ，實際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瞭中國軍隊和軍械制造層面。在中國接受借款的過程中，日本在山東的存駐，得到瞭充分的加強。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時代尚且宣稱要還給中國政府行政權的青島，設置瞭民政署。
膠濟鐵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裡，在德國控制的時代，鐵路的巡警隊還是由中國人承擔，德國人隻做顧問和教練，但日本人來瞭以後，則要求不僅做教練，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揮，實際上膠濟鐵路的巡警隊，變成瞭日本在中國的雇傭軍。
曹汝霖
不僅如此，曹汝霖還代表中國政府，跟西原達成協議，允許日本在濟南保留“駐紮少數兵員”，但實際上，沿線的日本軍隊，直到五四運動爆發，依然非常紮眼地駐紮著，人數一點都不少。也許，曹汝霖他們簽訂這樣的協議，依照過去對外交涉的慣例，是在日軍占領的既成事實下，一種企圖約束日軍的不得已的辦法。但中國官方的認可，畢竟給日本在山東的存在，提供瞭合法依據。況且，通過借款，在理論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濟順路 [ 濟南到河南的順德 ] 和徐高路 [ 高密到徐州 ] ，把手伸到瞭當時中國的兩大鐵路動靜電抽油煙機脈，京浦路和京漢路，雖然借款談判規定瞭修建這兩條鐵路參與者的民間性質。但事實上隻要有日本人插手，就難以讓國人放心。
從來在中國存在的所謂日本民間力量，都不是真的民間。這一節，恰是五四運動中，中國人特別感到激憤的。至於插手軍械制造和軍隊事務，這本是二十一條第五號的內容，那時候，日本以武力威脅沒有讓袁世凱政府接受的東西，現在憑借日元，有的內容也都實現瞭，段祺瑞編練的參戰軍，軍械全由日本提供，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練。借款的另一個重大目標，是扶植親日派把持的交通銀行，由這個銀行主導，推行中國的貨幣改變，建立跟日元密切聯系的金本位中國貨幣體系。此計劃，由於比較復雜，直皖戰後，親日的皖系政府倒臺，最終夭折。如果也能如日本所願實施的話，那麼，中國真的要變成朝鮮瞭。至於在五四運動中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共同防敵條約，如果沒有西原借款以來的北京政府親日氛圍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正是這種中日親善的氣氛，使得日本人在實際上得以步步推進。
大概已經感覺到瞭這種大借款背後的問題，因此，跟曹汝霖齊名的親日派陸宗輿，從一開始就對經手借款心懷疑慮，縮手縮腳，很是不安，擔心被人視為“賣國賊”，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簽備忘錄的時候，戰戰兢兢的。
事實上，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錢式的“懷柔政策”，背後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。自一戰以來，雖然日本名義上也參戰，但除瞭趁火打劫占瞭青島之外，沒有動一兵一卒，而拿下青島和山東，屬於代價很小、獲利巨大的買賣。不用出力的日本，一方面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，大肆擴張在中國的市場份額，同時還可以趁交戰國打得你死我活之際，大做買賣，兩下掙錢大發戰爭財，此時的日本，其實跟美國的處境相似。隻是美國後來還大規模出兵歐洲，而日本一小仗打完，從此變成瞭供應商。因此，幾年下來，日本很是發瞭些橫財。寺內內閣的藏相勝田主計是這樣說的，當時的日本出於戰爭的緣故，“景象極旺，年年有巨額貿易出超。同時在國際借貸方面，國內金融界出現資金過剩局面，有巨額結算超收，積累瞭大量硬幣，這就危害瞭外匯資金交流。長此放任下去，將使經濟嚴重失調，其結果難保不引起國民經濟前途堪憂慮的局面”。為瞭解決過剩資金的出路，日本隻有兩條可走，一是加緊對外投資，另一條就是贏利性的借貸。
顯然，在這種借貸，不僅可以算經濟賬，更可以算政治賬。後來，雖然由於中國政局的動蕩，借款擔保不可靠，很多筆借款實際上沒有還，但在政治上，卻收獲頗豐。不過，這種政治上的收獲，最終激起瞭中國另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彈。五四運動，從某種意義上，就是這種反彈的大爆發。而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，暴露瞭日本真實用心，給瞭這種反彈，一個展示的機會。
參考文獻：
1 （日）野村浩一著，張學鋒譯：《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》，第13頁，北京，中央編譯出版社，1999。
2井上清《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》之第八章“成立期日本帝國主義の政治構造”和結語“日本帝國主義の確立とその諸矛盾”（日本帝國主義的確立及其諸矛盾），第317—400頁，東京，巖波書店，2001年11月7日第1版。
3（日）野村浩一：《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》，第11頁。
4西原龜三：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21頁。
5西原龜三：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17頁
6 勝田主計：《確定對中國借款方針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81年第2期，第209頁。
7 參見西原提交給寺內的對華經濟措施綱要，西原龜三：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18—120頁。
8 王蕓生編：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，第七卷，第237—240頁。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9—172頁。
9 周書廉編：《西原借款》所引曹汝霖外交回憶錄，見《北洋軍閥史料選輯》，下，第205—206頁，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。
10 王蕓生編：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，第七卷，第110頁。
11《清代外債史資料》，上冊，第39頁，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、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編印，內部資料，1988。
12 《清代外債史資料》，上冊，第30靜電除油煙機價格0頁。
13 《清代外債史資料》，下冊，第18、20頁。
14 陳志讓：《軍紳政權——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》，第120頁，北京，三聯書店，1980。
15 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7頁。
16 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3頁。
17 《勝田傢文書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8頁。
18 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53頁。
19 《勝田傢文書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81年第2期，第174頁。
本文來源：人民網 作者：張鳴
責任編輯：安梁_NN2061 512F59CA568BB2D0
本文摘自《北靜電機保養洋裂變》,張鳴 著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，2010.5
一戰以來，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，認為一戰是日本鯨吞中國天賜良機的日本，在袁世凱死後，突然變瞭調子，高唱起日中親善來，而且朝野上下，都急於表示對中國的友好。
個中原由，從表明上看，是日本內閣換人，大隈換成瞭寺內。但更深層的原因，是大隈內閣想借一戰之機，把中國一口吞下的野心，碰到瞭很大的阻力，嘴張開瞭，卻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，上不上，下不下。中國反彈強烈，西方也對日本的趁火打劫，心懷不滿。結果呢，日本的元老們，不高興瞭，於是大隈重信，隻好走人。按日本學者井上清的說法，由於大隈過於強硬的對華政策，二十一條簽訂後，日美關系惡化，日英關系也出現瞭陰影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種政策激起瞭中國人的強烈反彈，連親日派都不大親日瞭。結果，這些元老們，尤其是山縣有朋對大隈表示不滿。其實，在日本知識界，大隈名聲一直就不佳。哲學傢中江兆民叫他“投機商”，人們提到大隈，往往稱之為“肥後之俗物” [ 肥後是大隈的故鄉 ] 。因此，大隈下臺，得到政友會和國民黨兩黨支持的軍人寺內上臺組閣，一改過去對中國中央政府壓迫的策略，尋找合適的對象，加以扶植。因此，他們選擇瞭段祺瑞。扶植段祺瑞的具體政策的實施，就是借給瞭段政府大量的金錢，讓段的北京政府硬起來。同時供給日制的武器，支持段祺瑞編練一支“中央軍”。
段祺瑞
其實，在當時的日本政界，大隈還算是一個有理論的政客。他曾經是著名的“支那保全論”的提倡者，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明治以來堅定的西化論者。在他看來，在東方，唯有日本才是“西方文明的介紹者”，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瞭西方文明，因此就成瞭東方唯一的代表者，屬於能在現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東方國傢。基於此，日本學者認為，正因為這樣的思想背景，大隈最終走向瞭把對華二十一條強加給中國的道路。顯然，從所謂的“支那保全論”到趁一戰之機獨吞中國，帶有很強的投機色彩。這樣的投機，在當時的日本朝野，雖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彈。但這種投機的具體操作，效果卻相當不好。
雖然自甲午之後，日本的國勢蒸蒸日上，但想要在一戰之際，趁歐洲列強忙於戰事，一口吞下中國，依然屬於蛇吞象的妄想。因為，對於日本這個小國來說，中國實在太大，以日本當時的國力，吞下中國，還是力不從心。況且，地球是圓的，歐美列強，雖然陷於戰爭，但不等於從這個地球上消失瞭，無論如何，歐美不可能允許日本獨吞中國。唯一的機會是，利用各種機會，制造中國的內亂，趁亂下嘴，使得中國分裂。然後，再一塊塊吞下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日本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，獲取利益並非主要目的，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國變成朝鮮。否則，最為露骨的第五號條款，不會是所謂的建議條款。但是，這種不要求中國政府落實的條款，卻堂而皇之地提出來，最主要的目的，是要借此制造混亂，隻要袁世凱政府答應瞭其他條款，在輿論看來，就等於答應瞭所有的條款。因為是秘密談判，袁世凱政府也無法很好地澄清。因此，這一招一出，就會使在日本人看來有強人面目的袁世凱政權，喪失合法性，統治不下去，產生內亂。
當然，內亂真的還是出現瞭。隻是，內亂沒有日本預料，在二十一條簽訂之時發生，而是在洪憲帝制之際出現瞭。因為袁世凱非常錯誤地判斷瞭形勢，他和他的策士如楊度之流，誤以為稱帝可以再樹權威，重建合法性，結果是反而給瞭反對者以對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適的借口——反倒退，這個借口，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來來源於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性，使得袁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喪失，最終導致袁世凱的垮臺。而居心叵測的日本人，在洪憲帝制的醞釀期間，扮演瞭十分可疑的角色，先是暗示帝制可為，然後又隨著西方列強，抵制袁世凱的帝制。在洪憲帝制期間，中國如日本所願，再次陷於動蕩，在動蕩中，成心搗亂的日本人則花瞭大量的精力和資財，資助袁世凱的敵人，從革命黨到宗社黨，日本人一律給錢給槍，提供顧問，唯恐天下不亂。日本軍官，在旅順、大連為蒙古叛亂武裝巴佈紮佈訓練士兵。各地的日本浪人，也有組織地到處尋釁鬧事，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龜三的話來說，就是“猖狂已極”。可以說，這一切，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條以來的一系列“組合拳”。
袁世凱
然而，袁世凱死後，中國並沒有如日本所願，陷入內戰無從自拔，反而各方很快達成妥協，在恢復臨時約法的前提下，重建共和，大體恢復瞭秩序。事實上，隻要中國沒有陷入大的混亂，以當時日本的國力，依舊是不大可能一口將中國吞下的。日本人急於求成，四下點火挑釁的行為，卻激起中國人普遍的惡感和敵視，民間對日本人惡感陡然增加。這使得日本自參加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以來表現出來的“善意”，蕩然無存。但比較起來，社會的上層，包括政界人士，對日本的惡感更甚，連中國著名的親日派人物，都對日本表現出敵意和警惕。據西原自己後來回憶，他第一次見曹汝霖的時候，一向親日的曹對日本的做法很不滿。更重要的是，盡管西方列強忙於歐戰，無暇東顧，但是，西方世界顯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國，那就意味著在東方出現瞭一個龐然大物，整個東方，幾乎都變成瞭日本的囊中之物，這絕對不是西方所樂意見到的。因為這就等於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的巨無霸，一直以來的世界均勢就完全被破壞瞭。所以，自二十一條事件之後，日本和西方，尤其是和美國的關系驟然緊張，英法輿論也對日本相當不滿。
一時間，日本的對華政策，陷於兩難，一口吞不下，卡在喉嚨裡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很是難受。而且隨著歐洲的逐漸明朗化，戰事接近尾聲，這種四面楚歌的局面，對於日本相當不利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連當時在華的日本人，意見都出現瞭嚴重分歧，一種主張懷柔，“宋襄之仁”，一種則為“強橫蠻幹”，幹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拿下中國算瞭。而在日本的政界，對華政策的僵局，演變成政潮，大隈內閣的屁股開始有點坐不穩瞭，日本政壇勢力很大的政友會元老，越來越對大隈看不順眼。看準這個機會，當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，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龜三，來到中國收集大隈內閣的“黑材料”，寫成革命騷亂實情調查書，回國在議員聚會的場所演講，引起“大騷動”，然後各派議員決定到中國實地調查，向元老和宮廷報告。
自甲午戰爭以來，中日成瞭密切相關的一對冤傢，日本感冒，中國發燒，反之亦然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日本朝野視之為“天佑”之機，當然很想借此時機一口將中國吞下，但是，對於日本來說，中國實在是太大瞭，如果貿然開戰，武力征服，誰也難以預後，不敢開戰，卻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，咄咄逼人，不僅徒增中國人的敵意，順帶導致日本與英美之間出現裂痕，而且裂痕越來越大。英美，尤其是美國，對日本的野心也越來越警惕。所以，日本人在歐戰期間固然可以小動作不斷，但是一旦動作太大，等到歐戰結束，西方列強可以騰出手來的時候，日本的處境，將十分不利。中國問題處理不好，即便沒有趁火打劫的寺內正毅等人，大隈內閣也做不下去。換人，勢必改變政策。按日本人思維習慣，剛的一手碰到阻礙，勢必轉到柔的一面來，因此，比起此前的劍拔弩張、咄咄逼人來，改變瞭的政策有瞭一點懷柔的味道，而這味道的體現者，主要是一個人，他就是西原龜三，懷柔政策的具體內容，就是西原借款。
西原龜三是個生意人，一個精明的生意人。在寺內正毅任朝鮮總督期間，勝田主計和他搭檔主政朝鮮銀行，而西原在朝鮮經營紡紗業，當時朝鮮銀行陷入困局，在西原的幫助下，得以解困，並且有瞭很大的發展。由此，西原跟寺內和勝田結交。後來，在寺內和勝田聯袂組閣，在勝田擔任藏相 [ 即財政部長 ] 的大藏省，西原沒有任何名分，但卻可以隨意出入，指揮秘書，呼來喝去，宛若主人，很有點類似於徐樹錚跟段祺瑞的關系，可見其受信任之深。西原出身貧寒，但十分勤勉，而且簡樸，發跡之後，傢眷依然留在鄉下，自己單個一人在東京租住一個小公寓，生活簡樸到瞭極點。為人據說也十分清廉，掌管如此大的金錢往來，跟貪腐成性的中國權要打瞭那麼多次交道，一點好處沒有拿過。人傢送他古董香爐，也推說自己房子小，沒有地方放而卻而不納。但是，西原跟許多日本能人一樣，主意特別正，特別固執，隻要自己認為對的事，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到底。西原借款，就是這樣一件在他看來一定要堅持做的事。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如果沒有西原，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，會走向何方，真有點說不清。恰是這個在野人士，給這個改變定瞭調。這個改變，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，屬於介於“宋襄之仁”和“強橫蠻幹”之間的中道。改變大隈政府支持中國合法中央政府的敵對方、專門搗亂、激化內亂的策略，選擇支持中國中央政府。扶植這個政府中的親日勢力，以懷柔政策，軟的一手，實現日本想要從中國得到的一切。而這種政策的改變，主要體現在一系列的借款上。這種以借款為標志的懷柔政策，其背後隱藏著非常險惡的用心。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，借款是要為中日關系打下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。即通過大量的日元借款，註入中國的國傢銀行諸如交通銀行，通過幫助中國整頓金融，改革幣制，逐步實現“日中貨幣混合”，甚至最終“以保護資金為名”，實現日軍派憲兵駐守中國國傢銀行，即不僅在資金上，而且通過軍事控制，從根本上掌握中國的金融，進而控制整個中國國傢的命脈。
西原借款，據他自己統計，一共有8項，即交通銀行借款兩次，一次500萬日元，一次2000萬日元；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；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；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；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；山東濟順、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；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。合計14500萬日元。當時日元跟中國貨幣的比價，1日元等於1銀元，折合銀兩，則1兩等於1.5日元。在寺內內閣期間，日本對華借款500萬以上一筆的借款，累計達21000萬多，而西原經手的，占一半以上。除瞭西原自己開列的這些項目之外，寺內政府對華最大額的借款，就是跟參戰借款相關的軍械借款，計32081548日元。甚至可以這樣說，寺內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，以及各項政策的具體指向，大體上都可以在這些借款上體現出來。
雖然說，在西原的參與策劃下，日本寺內政府對華策略，從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強橫，呈現出懷柔的一面，但是，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大隈內閣已經拿到的東西，或者說，他們的目的，隻是要使“拿”的這個過程，顯得動作柔和一些，不太像明火執仗的硬搶。這種柔和的“拿”，被掩飾在大筆的日元後面，讓當權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。
客觀地說，西原借款，比起此前中國跟西方 [ 包括日本 ] 的那種高利貸式的所謂借款，條件不可謂不優厚，經手人曹汝霖說，跟袁世凱時代的善後大借款相比，高達數億日元的西原借款，數目也不算小瞭，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國命脈的鹽稅，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，則是電線、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，“等於空頭支票，一無用處，至今分文未還”，以至於“變成瞭一筆大濫賬。日本政府不得已乃發行債劵歸還銀行以為救濟”，導致政策執行者，後來在日本國內被罵得臭死。一直研究中日關系的老報人王蕓生也認為，西原借款“利息低，無回扣，無切實抵押，誠借款條件之優者矣”。雖然對中國來說，是“以投資手段使中國殖民化。然自另一種意義言，亦可謂彼等之賣國。蓋以二億巨資，一無切實之抵押，二無高息回扣，結果強半流為無著落之濫債，無怪寺內、勝田諸人受其國人之攻擊也”。
事實上，借款的抵押，連北京政府毫無信譽的國庫券都算上瞭，實在是濫無可濫。不過，嚴格地說，跟此前的外國借款比，西原借款利息其實並不低，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，隻是借款時規定，借款的款項可以放在日本銀行，由銀行支付5厘的利息，一來一去，實際的利息就低瞭。可是段政府用錢孔急，根本沒有存放的可能，所以這項優惠等於沒有。相比較起來，此前的借款，雖然有高至1分3厘的，而且按月支付利息 [ 左宗棠西征借款 ] ，但也有比較低的，比如甲午戰後，清政府跟四國銀行的借款，就4厘。唯一的區別，就是這樣的借款都有巨額的回扣，借款實付打折，四國銀行貸款，就按94.125折扣付款，而且抵押物一點都不能含糊。清朝最後一年，清廷郵傳部跟日本1000萬日元的借款，雖然是5厘利息，但95折支付，而且還要加付2.5‰的傭金。所以，所謂西原借款的優惠，主要體現在不要回扣、十足支付和沒有切實抵押上。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證明，當時中國的外債，無確實擔保的借款，以日本最多。
因此，從純粹的經濟賬上看，日本的借款是虧瞭。但不管結果如何，西原借款的日方操辦者們，即使賣國也絕對沒有人想賣日本的，他們大方的借款，背後還是有所圖的。實際上他們算的是獲利更大的政治賬，隻是由於後來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，寺內、勝田和西原他們的如意算盤，沒能實現而已。
細數西原借款，我們會發現，其中的交通銀行借款，屬於穩定中國政府的金融體系，扶植以曹汝霖 [ 時任交通總長 ] 為代表的親日派。關於東北的幾項借款，無非是借以鞏固和擴張他們在東北的勢力。山東濟順、徐高鐵路借款，目的是把他們在膠濟鐵路的勢力，延伸到京漢線和京浦線。而參戰和軍械借款 [ 其中的電信借款，據西原後來講，也是軍事借款，用於幫助段祺瑞政府編練嫡系武力的 ] ，實際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瞭中國軍隊和軍械制造層面。在中國接受借款的過程中，日本在山東的存駐，得到瞭充分的加強。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時代尚且宣稱要還給中國政府行政權的青島，設置瞭民政署。
膠濟鐵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裡，在德國控制的時代，鐵路的巡警隊還是由中國人承擔，德國人隻做顧問和教練，但日本人來瞭以後，則要求不僅做教練，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揮，實際上膠濟鐵路的巡警隊，變成瞭日本在中國的雇傭軍。
曹汝霖
不僅如此，曹汝霖還代表中國政府，跟西原達成協議，允許日本在濟南保留“駐紮少數兵員”，但實際上，沿線的日本軍隊，直到五四運動爆發，依然非常紮眼地駐紮著，人數一點都不少。也許，曹汝霖他們簽訂這樣的協議，依照過去對外交涉的慣例，是在日軍占領的既成事實下，一種企圖約束日軍的不得已的辦法。但中國官方的認可，畢竟給日本在山東的存在，提供瞭合法依據。況且，通過借款，在理論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濟順路 [ 濟南到河南的順德 ] 和徐高路 [ 高密到徐州 ] ，把手伸到瞭當時中國的兩大鐵路動靜電抽油煙機脈，京浦路和京漢路，雖然借款談判規定瞭修建這兩條鐵路參與者的民間性質。但事實上隻要有日本人插手，就難以讓國人放心。
從來在中國存在的所謂日本民間力量，都不是真的民間。這一節，恰是五四運動中，中國人特別感到激憤的。至於插手軍械制造和軍隊事務，這本是二十一條第五號的內容，那時候，日本以武力威脅沒有讓袁世凱政府接受的東西，現在憑借日元，有的內容也都實現瞭，段祺瑞編練的參戰軍，軍械全由日本提供，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練。借款的另一個重大目標，是扶植親日派把持的交通銀行，由這個銀行主導，推行中國的貨幣改變，建立跟日元密切聯系的金本位中國貨幣體系。此計劃，由於比較復雜，直皖戰後，親日的皖系政府倒臺，最終夭折。如果也能如日本所願實施的話，那麼，中國真的要變成朝鮮瞭。至於在五四運動中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共同防敵條約，如果沒有西原借款以來的北京政府親日氛圍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正是這種中日親善的氣氛，使得日本人在實際上得以步步推進。
大概已經感覺到瞭這種大借款背後的問題，因此，跟曹汝霖齊名的親日派陸宗輿，從一開始就對經手借款心懷疑慮，縮手縮腳，很是不安，擔心被人視為“賣國賊”，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簽備忘錄的時候，戰戰兢兢的。
事實上，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錢式的“懷柔政策”，背後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。自一戰以來，雖然日本名義上也參戰，但除瞭趁火打劫占瞭青島之外，沒有動一兵一卒，而拿下青島和山東，屬於代價很小、獲利巨大的買賣。不用出力的日本，一方面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，大肆擴張在中國的市場份額，同時還可以趁交戰國打得你死我活之際，大做買賣，兩下掙錢大發戰爭財，此時的日本，其實跟美國的處境相似。隻是美國後來還大規模出兵歐洲，而日本一小仗打完，從此變成瞭供應商。因此，幾年下來，日本很是發瞭些橫財。寺內內閣的藏相勝田主計是這樣說的，當時的日本出於戰爭的緣故，“景象極旺，年年有巨額貿易出超。同時在國際借貸方面，國內金融界出現資金過剩局面，有巨額結算超收，積累瞭大量硬幣，這就危害瞭外匯資金交流。長此放任下去，將使經濟嚴重失調，其結果難保不引起國民經濟前途堪憂慮的局面”。為瞭解決過剩資金的出路，日本隻有兩條可走，一是加緊對外投資，另一條就是贏利性的借貸。
顯然，在這種借貸，不僅可以算經濟賬，更可以算政治賬。後來，雖然由於中國政局的動蕩，借款擔保不可靠，很多筆借款實際上沒有還，但在政治上，卻收獲頗豐。不過，這種政治上的收獲，最終激起瞭中國另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彈。五四運動，從某種意義上，就是這種反彈的大爆發。而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，暴露瞭日本真實用心，給瞭這種反彈，一個展示的機會。
參考文獻：
1 （日）野村浩一著，張學鋒譯：《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》，第13頁，北京，中央編譯出版社，1999。
2井上清《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》之第八章“成立期日本帝國主義の政治構造”和結語“日本帝國主義の確立とその諸矛盾”（日本帝國主義的確立及其諸矛盾），第317—400頁，東京，巖波書店，2001年11月7日第1版。
3（日）野村浩一：《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》，第11頁。
4西原龜三：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21頁。
5西原龜三：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17頁
6 勝田主計：《確定對中國借款方針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81年第2期，第209頁。
7 參見西原提交給寺內的對華經濟措施綱要，西原龜三：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18—120頁。
8 王蕓生編：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，第七卷，第237—240頁。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9—172頁。
9 周書廉編：《西原借款》所引曹汝霖外交回憶錄，見《北洋軍閥史料選輯》，下，第205—206頁，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。
10 王蕓生編：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，第七卷，第110頁。
11《清代外債史資料》，上冊，第39頁，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、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編印，內部資料，1988。
12 《清代外債史資料》，上冊，第30靜電除油煙機價格0頁。
13 《清代外債史資料》，下冊，第18、20頁。
14 陳志讓：《軍紳政權——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》，第120頁，北京，三聯書店，1980。
15 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7頁。
16 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3頁。
17 《勝田傢文書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68頁。
18 《西原借款回憶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79年第1期，第153頁。
19 《勝田傢文書》，《近代史資料》，1981年第2期，第174頁。
本文來源：人民網 作者：張鳴
責任編輯：安梁_NN2061 512F59CA568BB2D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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